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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宋代的馒头包子和“武大郎吹饼”

  主食是指供应城乡居民一日三餐消费,满足人体基本能量和营养摄入需求的主要食品,其质量数量以及供应,涉及亿万家庭。主食的脚步从来都不是孤立孤独的,主食的变迁始终伴随着人的脚步、社会文明的进步,一部食物史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和兴衰史的缩影。

  说主食不得不说宋朝(960——1279年),宋朝农业产量激增,商业急速发展,地区间贸易扩大,饮食和饮食文化成为宋朝中国城市生活的根本特征。

  散文家戴永夏说,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一个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的王朝。与此相适应,宋代的饮食业也比较发达。它前承历代饮食的传统精华,后启中华美食的广阔园地,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和经验。尤其在充分发展的市肆饮食带动下,人们的日常饮食也空前丰富多样。

  戴永夏先生考证,宋代人的日常饮食,主要由主食和副食组成。就主食而言,北方人主要以麦、粟(小米)为主,南方人主要以稻为主。这三种粮食,撑起了人们延续生命、物质享受的半边天。

  进入2017年,陕西考古人员近日对西安西周镐京遗址进行了发掘,在一个灰坑中出土了大量的小麦碳化颗粒,这是继陕西宝鸡周原先周遗址发现小麦以来,考古人员又一次在周人聚居区发现了小麦颗粒。虽然距今有2800多年,但小麦颗粒形状依旧保存完好。

  小麦原产于西亚或阿富汗,以前在新疆和甘肃等地的史前遗址中曾经发现过少量碳化遗迹,但在沣镐遗址中发现大量颗粒状小麦还是第一次,说明至少在西周中期,小麦已经在国都镐京周围开始规模化种植。这个发现对“我国北方小麦开始广泛种植是在汉代”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

  据《中国国家地理》刊载,小米、黄米,在中国北方作为主要农作物长达8000年,而水稻,在南方则种植了近万年。小麦在大约4500——4000年传入中国,在甘肃、山东都有距今4000年的炭化小麦种子出土。

  小麦进入中国后并没有马上被人垂青,因为小米黄米也好、大米也好,传统都是去壳后直接蒸煮,称为粒食,麦粒蒸煮后口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直到秦汉石磨的出现,人们才体会到面食的美味,于是麦作农业在汉代得以普及和推广,在之后短短几百年的时间内,外来的小麦替代了小米和黄米。

  小米煮饭分贫富。宋代人食用小米,主要是用它来煮饭。由于人们贫富不均,饭也有黏有稠。北宋大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少年时曾借住寺中,刻苦攻读,“划饘而食”。

  这“划饘而食”就是把煮好后冷凝了的小米粥切成几块,饿了就取一块来吃。家境殷实的人家,则多吃小米干饭或蒸饭。干饭是将米淘净,放进锅中,然后倒进一指深的清水,慢火焖煮。

  干饭吃起来软硬适度,又香又甜,再浇上鲜汤佳肴,真是难得的美食。蒸饭是先把淘好的米下到水中煮,等水开过一会儿,再用笊篱将米捞出,放进笼屉里蒸熟。这种蒸饭米粒松散,互不粘连,吃起来香甜爽口,比较耐饥。

  麦面食品花样多。小麦是宋代北方人的又一主食。由于它在种植、产量、抗灾等方面都优于小米,所以小米的主食地位也逐渐被它取代。

  小麦磨成面粉,可以做成各类面食。北宋时的面食店发挥了主导作用,创制出许多前代没有的花样面食;南宋的市肆又把北方面食与南方面食相结合,制作出更多、更精细的面食。

  宋代的面食主要有:蒸饼、馒头、包子、馄饨与饺子、汤饼。象今天在华人社会流行的“贝谷”,说是犹太人的食物,其实是和新疆馕差不多的小麦粉食物,都是以面粉为原料的主食。

  蒸饼是在笼屉上蒸熟的面食。尽管在唐代以前就已经有了蒸饼,但宋代制作的蒸饼更加精细多样,像宿蒸饼、秤锤蒸饼、睡蒸饼等许多新的花色品种,都是宋代才出现的。宋天圣元年,宋仁宗赵祯登基。由于“蒸”犯“祯”讳,人们遂将蒸饼改称炊饼。《水浒传》中武大郎卖的炊饼,就是蒸饼。

  馒头也是用蒸笼蒸熟的面食。它跟蒸饼的区别,一在形状上:蒸饼是圆形较薄,而馒头是高装圆形;二在内容上:蒸饼不包馅,馒头包有肉馅。当时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吃馒头,差一点的吃蒸饼。

  馒头虽起源于三国时代,但直到北宋初年,才成为人们的主食,馒头市场也从这时才活跃起来。由于包馅不同,馒头的花样也格外丰富,仅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中记载的就有糖肉馒头、羊肉馒头、太学馒头、笋肉馒头、鱼肉馒头、蟹肉馒头等十多个品种,而实际远不止这些。

  包子跟馒头差不多,二者最大的不同是馅的多少。馒头馅少面多,食者以面为主;而包子馅多面少,食者以馅为主。宋代市肆中的包子生意相当火爆。店家为了多获利润,不断推出新馅料的包子。据《梦粱录》记载,当时杭州的荤素从食店中出售的包子有水晶包儿、笋肉包儿、江鱼包儿、蟹肉包儿、鹅鸭包儿、七宝包儿等。北宋时,汴京州桥夜市中梅家、鹿家的鹅鸭鸡兔肚肺包子和鳝鱼包子还名扬京师。

  馄饨属小型包馅面食,产生的历史比较久远。南北朝时,馄饨就号称“天下通食”。到宋朝,人们对馄饨更加喜爱,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皆以馄饨为美食;百姓家中制作的馄饨也多种多样,喜庆、节日、宴客等场合,馄饨都必不可少。

  宋代的另一变化是饺子从馄饨中分离出来,称为“角子”或“角儿”。它跟馄饨一起,成为百姓餐桌上的主食。

  汤饼也是宋代人常吃的面食。把和好的面擀成薄片,用刀切成比面条宽的长条,用水煮食,这便是汤饼。汤饼与现代的面条相似,《梦粱录》中记载的杭州面食店出售的猪羊庵生面、丝鸡面、三鲜面、鱼桐皮面、盐煎面、笋泼肉面、炒鸡面、大熬面等,都属于汤饼的范畴。

  家家飘出稻米香。我国南方气温较高,雨量比较充沛,适宜水稻生长,因此水稻的种植比较普遍,稻米自然成了南方人的主食。

  宋人烹煮米饭,比较讲究稻米的品种与质量,因而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培育出不少色、香、味俱佳的水稻新品种。用它们煮饭,都别具风味。如广东的丝苗米、齐眉稻,都是十分名贵的品种,其米粒洁白晶莹,油质丰富,煮出的米饭香气浓郁,柔软可口;陕西的香禾、福建的过山香,开花时节就香气袭人,煮成米饭更四处飘香,向有“一家煮饭十家香,一亩稻熟十里香”之誉;而湖南长沙的香稻,更是名闻遐迩,宋代文学家周密在《武林旧事》中,就称此稻“上风闻之,五里闻香;屋内存之,满室生香”。

  除煮饭外,宋人还常把糯米(带黏性的稻米)磨成米粉,制成带黏性的食品,如黏糕、圆子等,其中圆子在宋代最为流行。

  这种圆子又称团子、元子,有许多不同品种。《梦粱录》中记载的杭州城的荤素从食店出售的圆子,就有山药圆子、真珠圆子、金桔水团、澄粉水团、豆团、麻团、糍团等品种。

  各种圆子,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食用方便,因此颇受欢迎。宋代女词人朱淑真在《圆子》诗中,就对其赞美道:“轻圆绝胜鸡头肉,滑腻偏宜蟹眼汤。纵有风流无处说,已输汤饼试何郎。”

  再看我们现在的主食。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被称为挂面村,户户做空心挂面,独门绝技,传统工艺,费时费力,称之为端上餐桌的“非遗”。随着《舌尖上的中国》第一、二季的热播,吴堡县张家山镇高家塄村张世新老人做空心挂面的精湛技艺,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带火了张家山手工挂面。

  传统主食制作也面临后继乏人、年轻人不堪其苦的境地,失传的可能性很大。在食物或主食保护、发现发掘、规划设计方面大打折扣,舌尖上中国有大批特色美食或传统做法,正在慢慢消失,只是徒有虚名。主食加工体制机制矛盾重重,政出多门,行业没有引领,监管不能跟进,标准没有制订,没有启动资金,市场不规范,没有形成规模,没有优惠政策。

  尽管食物为人们所关注,但是大众的主食又最不为各级重视和发展,馒头等主食生产不成规模,小作坊、小摊点卫生质量不敢苟同,以至于城市早餐等粮油食品加工供应良莠不齐,没有规划、没有网点,市长不抓市场,质量卫生不敢恭维,原因是主食、早餐是微利行业,不想抓、不愿抓,抓不好,甚至看不出政绩,本应是市长工程的早餐、主食工程,承办部门不明确,公共财政不拿钱,税收、工商、卫生、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相关优惠政策不出台,比起特色大餐居民的一日三餐主食备受冷落。

  中国人的一日三餐是文化,现代化的步调步履赋予主食和家文化更多的内容和外延,万变不离其宗,家涵盖亲情、美食、文化、道德、伦理,食材的本源道法自然,亲近人文,更能体现游子的乡愁,更能体现文化的脉络和久远的历史。

  一个人吃饭不是吃饭,回家吃饭,和家人吃饭方是吃饭,弘扬文化,做好主食,是我们的担当和责任,更是团结和谐美好的氛围使然。这也是全面理解、解读国家提出大粮食、大食物,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粮食、食品安全等民生大计,确保粮食食物数量、质量安全的真谛。

  (孙晓明)

  作者系中国粮食经济学会、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理事

  作者单位:山东省泰安市粮食局直属分局(泰安市东岳大街2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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