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5章 回归做学问
胡适被免去驻美大使一职，美国舆论界曾对此表示震惊和遗憾。
在胡适担任大使期间，和胡适打交道最多的是美国国务卿赫尔。赫尔认为：胡适大使是一位十分坚持己见的人。从胡赫两人多次谈话记录中，很可以看出胡适的择善固执、胸有成竹的外交风度和赫尔对他容忍让步的感佩心理。
赫尔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和胡适的公务接触，他说：“在遇到有关中国事务商讨时，如果与胡适大使的想法不合的时候，总会使我感到十分为难与困惑。”
当胡适卸任大使职务后，赫尔在记者会上公开赞扬这位中国大使：“胡大使是华府外交团中最有能力、工作效果最高，又最受人敬重的一位外交使节。”
1942年9月4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美国政府对于以魏道明继任中国驻美大使事，虽照例表示同意，实则颇感不满。美国舆论亦然。适之已向国务院及白宫辞行，并一面以上述情形报告蒋先生。当三星期前，蒋先生嘱(陈)布雷向予言：驻美使节更动问题，予曾力称魏君不适宜于此职。”
王世杰9月8日的日记又说:“政府发表以魏道明继胡适之为驻美大使，中外均感失望。”
也有人分析胡适被免职的深层原因。
美国国务院政治关系顾问司坦•侯恩百克发表评论，认为这是大使侵犯了外交部长(宋子文于1941年12月出任外交部长)的权限所致。他由中国驻美大使馆获得了确切消息，说胡适与宋子文曾拟定了双方的权限。据说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嫌胡适在华盛顿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辩护得多，而为重庆政府的政策向美国解释得少。于是胡适成为这种猜忌的牺牲品。
说胡适一直完全站在美方的立场并为之辩解，这恐怕未必是事实。但胡适一直认为，国与国相处也和人与人相处一样，都需要宽大的胸怀，都需要对替对方着想，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的考虑问题。
直到被免职前不久胡适还说:“眼前第一要义，在于弘大度量，宽恕待朋友，体谅朋友在大患难之中，有时顾不到我们，切不可过分责备朋友。英美大强国，岂自甘心情愿失地丧师？岂不关心我们的痛痒？我们总得体恤朋友，朋友明白我们够得上做患难朋友，将来才有朋友永远和我们同安乐……今日我们所受困难，只是因为英美自己也受更大困难，更大耻辱。他们顾不到我们，他们的领袖心里实在认为最大耻辱。但他们日夜图谋雪耻，嘴里说不出，只是咬牙苦干。我们必须体谅他们的苦衷，才够得上患难朋友。”
另外，胡适向国民政府转达美国政府的意见，也常引起蒋介石的不满。
比如，1941年初，蒋介石以“整饬军纪”为借口，动用数十万大军“围剿”新四军，制造了被称之为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消息传到美国，引起不同反响。1941年3月，胡适在致陈布雷电中转达了美国政府表示反对的意见。蒋介石是听不进这些逆耳之言的，尽管胡适说得是事实，尽管蒋介石得罪不起美国人，但可以把怨恨加在胡适身上。
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显然有多种因素，但最终拍板的是胡适愿意为之效命的蒋介石。
1942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对胡适作出“毫无贡献”的评价:“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这就是蒋介石对胡适外交生涯所作的结论。
胡适卸任之后，美国各地二十多所大学纷纷邀请胡适。胡适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不教书，利用这难得的清闲，完成《中国思想史》的写作。
胡适在是年12月7日给翁文灏、王世杰、蒋梦麟、傅斯年、汤用彤、罗常培诸人的长信中说：“我常说，我一生走好运，最幸运有四：(1)辛亥革命，我不在国内，得七年的读书。(2)国民革命，我又不在国内，后来回上海住了三年，得一机会写我的文学史第一册及两汉思想史的长编。(3)抗战最初五年，我得一机会为国家服务，大病而不死。(4)今得脱离政治生活，是我得一正当的名义，安心回到学问的工作。”
于是，胡适安下心来，开始写自己的《中国思想史》，计划首先重写两汉三国部分，用书方面主要托此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王重民代为借阅。
1943年1月30日，胡适拿到了5000张新印制的每页200字的稿纸，可以写100万字，胡适很高兴。
2月4日凌晨，胡适写成六年来第一篇中文考证文字《〈易林〉考》，他非常高兴。
《易林》又名《焦氏易林》、《大易通变》。易学著作。汉焦延寿撰,十六卷,是西汉众多易学著作中最完善的一种,其书以一卦变六十四,六十四卦之变则为四千九十有六,各系以文词,皆四言韵语,称为“林辞”。作者依据圣人观象作《易》,观象系《易》的原则,凡《易林》之辞无一字不从象生,无一字不本之《易》,用《易》象来解释《易》理,作者在观象系《易》的时候正覆象并用。
关于《易林》的作者，一直以来大多认为是焦延寿。胡适在《〈易林〉考》中，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经过考证，认为其作者不可能是西汉昭宣时代的焦延寿，而应是两汉之交的崔篆。
这是个至今仍争论很大的问题，胡适可谓一家之说。
因为公共图书馆的书不能随便标记、校勘或注释，不太方便。是年3月，胡适从旧金山的服务公司买了一批存书，包括《百子全书》、《群书拾补》、《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以及唐宋明人文集等。
后来，久困书荒的胡适忽然想起好友赵元任有一套缩本《四部丛刊》，于是写信给赵元任，愿意出钱购买。没想到同样嗜书如命的赵元任竟爽快地答应了。1
1943年4月19日，赵元任的《四部丛刊》被邮寄到胡适纽约的寓所，胡适欣喜万分，打电报给赵元任说：“IfeelasrichasIndianMaheraja.Athousandthanks。”
胡适在日记中说：“我有了这三百多种书，大致可以解决我的‘书问题’了。以后所需，只有《道藏》、《佛藏》与理学书耳。”
手头的书有了一定积累，加上王重民等人的帮助，胡适基本可以安心写自己的《中国思想史》了。但是没过多久，胡适收到王重民寄来的一篇文章，激起了胡适的“考据癖”和为乡贤戴震打抱不平的强烈愿望，《中国思想史》的续写再度被搁置。
那是在1943年11月8日，胡适收到王重民书信中所附《跋赵一清校本〈水经注〉兼论戴赵全赵两公案》一文后，对王重民此文不甚满意。王重民此文所说“戴赵全赵两公案”是指清代关于《水经注》“戴震偷赵清，赵戴皆偷全祖望”的学术公案。
胡适在当天日记中说：“我生平不曾读完《水经注》，但偶尔检查而已。故对此大案，始终不曾发一言。但私心总觉此案情节太离奇，而王国维、孟森诸公攻击戴震太过，颇有志重审此案。”
也许胡适自己也没有想到，从此开始直到去世的近二十年的时间，他主要的学术精力都用在了“《水经注》案”上，写出的校勘考证文字有200多万字。同样，胡适在美期间的要精力也都用在此案上，那段时间胡适写信交往最多的就是王重民，主要内容是讨论《水经注》和委托王重民代为借阅相关书籍。此外，胡适还托当时在哈佛大学的杨联陞帮忙找书。
1946年1月14日，胡适在写给张元济的信中对自己这几年的“《水经注》案”作了总结，说他尽量收集相关版本，进行对勘，并参考明、清四百年的郦学成绩，“始知前辈诸公都不曾用充分时间比勘这五六百万字的主要案卷，所以都不免‘以理杀人’”。
除了上述研究，胡适还从1944年11月开始，在哈佛大学讲了八个月的《中国思想史》。
虽然身处海外，远离战争，但胡适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1944年12月，日军通过豫湘桂战役，实现打通“大陆交通线”的目的，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国内局势危急。胡适写信给美国陆军总长和财政总长，希望自己熟悉的美国朋友能够推动美国政府加大对中国的支援。
12月17日，胡适与张伯苓等实业、教育、文化界领袖21人发表联合宣言，要求盟国修改战略，并采取有效之军事行动，在中国战场打击敌人。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胡适在当日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开心地说：“我四月尾出门一次，就死了墨索里尼，就死了希忒拉，就结束了欧洲的战事！八月初又出门一次，就有了原子炸弹，就有了苏俄对日本宣战，就有了日本屈服求和！甚矣，夫门之不可不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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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担任大使期间，和胡适打交道最多的是美国国务卿赫尔。赫尔认为：胡适大使是一位十分坚持己见的人。从胡赫两人多次谈话记录中，很可以看出胡适的择善固执、胸有成竹的外交风度和赫尔对他容忍让步的感佩心理。
赫尔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和胡适的公务接触，他说：“在遇到有关中国事务商讨时，如果与胡适大使的想法不合的时候，总会使我感到十分为难与困惑。”
当胡适卸任大使职务后，赫尔在记者会上公开赞扬这位中国大使：“胡大使是华府外交团中最有能力、工作效果最高，又最受人敬重的一位外交使节。”
1942年9月4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美国政府对于以魏道明继任中国驻美大使事，虽照例表示同意，实则颇感不满。美国舆论亦然。适之已向国务院及白宫辞行，并一面以上述情形报告蒋先生。当三星期前，蒋先生嘱(陈)布雷向予言：驻美使节更动问题，予曾力称魏君不适宜于此职。”
王世杰9月8日的日记又说:“政府发表以魏道明继胡适之为驻美大使，中外均感失望。”
也有人分析胡适被免职的深层原因。
美国国务院政治关系顾问司坦•侯恩百克发表评论，认为这是大使侵犯了外交部长(宋子文于1941年12月出任外交部长)的权限所致。他由中国驻美大使馆获得了确切消息，说胡适与宋子文曾拟定了双方的权限。据说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嫌胡适在华盛顿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辩护得多，而为重庆政府的政策向美国解释得少。于是胡适成为这种猜忌的牺牲品。
说胡适一直完全站在美方的立场并为之辩解，这恐怕未必是事实。但胡适一直认为，国与国相处也和人与人相处一样，都需要宽大的胸怀，都需要对替对方着想，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的考虑问题。
直到被免职前不久胡适还说:“眼前第一要义，在于弘大度量，宽恕待朋友，体谅朋友在大患难之中，有时顾不到我们，切不可过分责备朋友。英美大强国，岂自甘心情愿失地丧师？岂不关心我们的痛痒？我们总得体恤朋友，朋友明白我们够得上做患难朋友，将来才有朋友永远和我们同安乐……今日我们所受困难，只是因为英美自己也受更大困难，更大耻辱。他们顾不到我们，他们的领袖心里实在认为最大耻辱。但他们日夜图谋雪耻，嘴里说不出，只是咬牙苦干。我们必须体谅他们的苦衷，才够得上患难朋友。”
另外，胡适向国民政府转达美国政府的意见，也常引起蒋介石的不满。
比如，1941年初，蒋介石以“整饬军纪”为借口，动用数十万大军“围剿”新四军，制造了被称之为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消息传到美国，引起不同反响。1941年3月，胡适在致陈布雷电中转达了美国政府表示反对的意见。蒋介石是听不进这些逆耳之言的，尽管胡适说得是事实，尽管蒋介石得罪不起美国人，但可以把怨恨加在胡适身上。
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显然有多种因素，但最终拍板的是胡适愿意为之效命的蒋介石。
1942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对胡适作出“毫无贡献”的评价:“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这就是蒋介石对胡适外交生涯所作的结论。
胡适卸任之后，美国各地二十多所大学纷纷邀请胡适。胡适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不教书，利用这难得的清闲，完成《中国思想史》的写作。
胡适在是年12月7日给翁文灏、王世杰、蒋梦麟、傅斯年、汤用彤、罗常培诸人的长信中说：“我常说，我一生走好运，最幸运有四：(1)辛亥革命，我不在国内，得七年的读书。(2)国民革命，我又不在国内，后来回上海住了三年，得一机会写我的文学史第一册及两汉思想史的长编。(3)抗战最初五年，我得一机会为国家服务，大病而不死。(4)今得脱离政治生活，是我得一正当的名义，安心回到学问的工作。”
于是，胡适安下心来，开始写自己的《中国思想史》，计划首先重写两汉三国部分，用书方面主要托此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王重民代为借阅。
1943年1月30日，胡适拿到了5000张新印制的每页200字的稿纸，可以写100万字，胡适很高兴。
2月4日凌晨，胡适写成六年来第一篇中文考证文字《〈易林〉考》，他非常高兴。
《易林》又名《焦氏易林》、《大易通变》。易学著作。汉焦延寿撰,十六卷,是西汉众多易学著作中最完善的一种,其书以一卦变六十四,六十四卦之变则为四千九十有六,各系以文词,皆四言韵语,称为“林辞”。作者依据圣人观象作《易》,观象系《易》的原则,凡《易林》之辞无一字不从象生,无一字不本之《易》,用《易》象来解释《易》理,作者在观象系《易》的时候正覆象并用。
关于《易林》的作者，一直以来大多认为是焦延寿。胡适在《〈易林〉考》中，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经过考证，认为其作者不可能是西汉昭宣时代的焦延寿，而应是两汉之交的崔篆。
这是个至今仍争论很大的问题，胡适可谓一家之说。
因为公共图书馆的书不能随便标记、校勘或注释，不太方便。是年3月，胡适从旧金山的服务公司买了一批存书，包括《百子全书》、《群书拾补》、《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以及唐宋明人文集等。
后来，久困书荒的胡适忽然想起好友赵元任有一套缩本《四部丛刊》，于是写信给赵元任，愿意出钱购买。没想到同样嗜书如命的赵元任竟爽快地答应了。1
1943年4月19日，赵元任的《四部丛刊》被邮寄到胡适纽约的寓所，胡适欣喜万分，打电报给赵元任说：“IfeelasrichasIndianMaheraja.Athousandthanks。”
胡适在日记中说：“我有了这三百多种书，大致可以解决我的‘书问题’了。以后所需，只有《道藏》、《佛藏》与理学书耳。”
手头的书有了一定积累，加上王重民等人的帮助，胡适基本可以安心写自己的《中国思想史》了。但是没过多久，胡适收到王重民寄来的一篇文章，激起了胡适的“考据癖”和为乡贤戴震打抱不平的强烈愿望，《中国思想史》的续写再度被搁置。
那是在1943年11月8日，胡适收到王重民书信中所附《跋赵一清校本〈水经注〉兼论戴赵全赵两公案》一文后，对王重民此文不甚满意。王重民此文所说“戴赵全赵两公案”是指清代关于《水经注》“戴震偷赵清，赵戴皆偷全祖望”的学术公案。
胡适在当天日记中说：“我生平不曾读完《水经注》，但偶尔检查而已。故对此大案，始终不曾发一言。但私心总觉此案情节太离奇，而王国维、孟森诸公攻击戴震太过，颇有志重审此案。”
也许胡适自己也没有想到，从此开始直到去世的近二十年的时间，他主要的学术精力都用在了“《水经注》案”上，写出的校勘考证文字有200多万字。同样，胡适在美期间的要精力也都用在此案上，那段时间胡适写信交往最多的就是王重民，主要内容是讨论《水经注》和委托王重民代为借阅相关书籍。此外，胡适还托当时在哈佛大学的杨联陞帮忙找书。
1946年1月14日，胡适在写给张元济的信中对自己这几年的“《水经注》案”作了总结，说他尽量收集相关版本，进行对勘，并参考明、清四百年的郦学成绩，“始知前辈诸公都不曾用充分时间比勘这五六百万字的主要案卷，所以都不免‘以理杀人’”。
除了上述研究，胡适还从1944年11月开始，在哈佛大学讲了八个月的《中国思想史》。
虽然身处海外，远离战争，但胡适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1944年12月，日军通过豫湘桂战役，实现打通“大陆交通线”的目的，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国内局势危急。胡适写信给美国陆军总长和财政总长，希望自己熟悉的美国朋友能够推动美国政府加大对中国的支援。
12月17日，胡适与张伯苓等实业、教育、文化界领袖21人发表联合宣言，要求盟国修改战略，并采取有效之军事行动，在中国战场打击敌人。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胡适在当日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开心地说：“我四月尾出门一次，就死了墨索里尼，就死了希忒拉，就结束了欧洲的战事！八月初又出门一次，就有了原子炸弹，就有了苏俄对日本宣战，就有了日本屈服求和！甚矣，夫门之不可不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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