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5章 胡适与辛亥革命
胡适到美国一年多之后，辛亥革命爆发，胡适有很多同学和朋友亲自参加了辛亥革命。胡适虽然自己没有参加，但他密切关注革命的进程，并且和同学朋友有很多通信往来论及革命，他也曾经在很多美国人面前为革命辩护。
远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的胡适，是在10月12日得到辛亥革命爆发消息的。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上课。闻武昌革命军起事，瑞澂弃城而逃，新军内应，全城遂为党人所据。”
10月17日，胡适在日记中表示了对于受命镇压辛亥革命的袁世凯的鄙夷之情：“相传袁世凯已受命，此人真是蠢物可鄙。”
10月30日是中国传统的九九重阳节，也就是农历九月初九日。已经留学美国一年有余的胡适，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今日为重九，‘天涯第二重九’矣。而回首故国，武汉之间，血战未已；三川独立，尚未可知；桂林长沙俱成战场；大江南北人心惶惶不自保：此保时乎！”
胡适日记至此戛然而止。几个月后，胡适在写给本家堂兄胡绍庭的书信中表白道：“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矣！去国游子翘首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已耶！……现官费学生皆有朝不保夕之势。然吾何恤哉？吾恨不能飞归为新国效力耳！”
1912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一周年纪念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为我国大革命周年之纪念，天雨濛笼，秋风萧瑟，客子眷顾，永怀故国，百感都集。欲作一诗写吾悠悠之思，而苦不得暇。”
胡适早年就与革命党人有交往。
胡适他就读中国公学期间（1906-1910），由于该校实际上由当时的革命党人（同盟会员）所创办并控制，该校师生中有不少革命党骨干成员（如于右任、马君武、但懋辛等）频繁地进行各种革命活动，校内还公开传阅革命派刊物《民报》，而胡适平时与这些进步师生的关系又十分密切，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革命党人的活动。有关细节，胡适后来谈起来记忆犹新。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道：“有一晚十点钟的时候，我快睡了，但君来找我，说：有个女学生从日本回国，替朋友带了一只手提小皮箱，江海关上要检查，她说没有钥匙，海关上不放行。但君因为我可以说几句英国话，要我到海关上去办交涉。我知道箱子里是危险的违禁品，就跟了他到海关码头，这时候已过十一点钟，谁都不在了。我们只好怏怏回去。”
文中的但君，即革命党人但懋辛。《四十自述》还说：“二十年后，但懋辛先生才告诉我，当时校里的同盟会员曾商量过，大家都认为我将来可以做学问，他们要爱护我，所以不劝我参加革命的事。”
另外，胡适积极参与写稿、编辑甚至实际主编的《竞业旬报》，该刊名义上为该校学生社团“竞业学会”的会刊，实质上是一份具有明显革命宣传意图与实际内容的公开出版物。所以国民党的史学家明确地称胡适，为“民国前革命报人”的代表人物之一。
胡适当时涉足辛亥革命的活动，并非是被动卷入，而是有相当的思想基础。这是因为，胡适入读中国公学之前一年（1905），即革命思潮在全国范围内刚兴起不久，他不仅如饥似渴地偷偷捧读了邹容著《革命军》，甚至作了全文抄写。与之相适应的一个举动是，胡适因对当时的清廷上海道袁海观袒护杀害中国老百姓的凶手（一名沙俄水兵）的做法严重不满，他除了坚决拒绝学校当局推荐的由上海道衙门主持的考试，还和两名同学一起写匿名信给袁海观，对其严词斥责。这一做法的指归及其政治性质，显然与前几年由激进的留日学生发起的“拒俄运动”近似。
有人认为，后来国民党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党国要员”，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胡适表现了亲近、尊重和宽容的态度，究其根本原因，正在于胡适早在同盟会成立前后就在一度上参与了辛亥革命的活动，大致属于国民革命的“元老”级人物。
还有就是，正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的胡适，毅然决定由农科（农学院）转为文科（文学院）。很重要的原因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事件）的直接或间接诱导。胡适当年虽然可能并不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在思想感情上却已一定程度地把辛亥革命与自己的人生联系在一起，并表示愿意以自己的方式为之服务。
胡适《尝试集》的《文学篇——别叔永、杏佛、覲庄》中，坦陈了学成归国前夜的心情：“故国方新造，纷争久未定。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文章盛世事，今日何消问？”
至于胡适晚年作“口述自传”的时候，才相当明确地回忆指出：“使我改行的另一原因便是辛亥革命”。这一点，更是表明胡适在实际上完全承认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对于自己的人生道路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胡适说过：“中国政治大革命虽然不算大成功，然而它是后来种种革新事业的总出发点，因为那个顽固腐败势力的大本营若不颠覆，一切新人物与新思想都不容易出头。戊戌（1898）的百日维新，当不起一个顽固老太婆的一道谕旨，就全盘推翻了。——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倒古文，采取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馆捉拿人了。——当我们在民国时代提倡白话文的时候，——幸而帝制推倒以后，顽固的势力已不能集中作威福了，白话文运动虽然时时受点障害，究竟还不到“烟消灰灭”的地步。这是我们不能不归功到政治革命的先烈的。”
这里强调辛亥革命为此后中国社会的“种种革新事业的总出发点”，无疑是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较为准确和到位的评价。
对于新建的中华民国，胡适还是爱护的。对种种损害民国的行径，他都不能容忍。
当时，有一个叫布朗德的英国人，从伦敦到美国来，四处游说，诋毁中华民国。布氏曾经在中国海关做过事，他的演说登在报上，有很大的欺骗煽动作用。
胡适读了很气愤，当即写信给《纽约时报》，驳斥布氏的谰言。
有一天晚上，布氏在伊萨卡演讲，讲题是《中国的动荡局势》，胡适也去听。布氏反对美国人承认中华民国，他说列强不能承认民国，因为民国还未为中国自己的人民所承认。
胡适听了这话，站起来用英文质问布氏，有什么根据?布氏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来，只好改口，说他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对于布朗德诋毁民国的言论，中国留美学生都愤激不平，波士顿、纽约与绮色佳的留学生，多有书信往来，商议抵制的办法。
11月22日，中国留美学生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胡适在会上提出一项建议：
在学生会设一通信部，专门翻译英美各国反对我国的言论，给国内各报纸刊登，“以警吾国人士，冀可稍除党见之争，利禄之私，而为国家作救亡之计”。由此可见他维护民国的诚心。
袁世凯坐上了民国总统的宝座以后，仍不满足，又做起皇帝梦来。他首先把孔夫子抬出来，演出了一场尊圣祭孔的丑剧。1913至1914年间，袁氏先后颁布了几个尊孔祭圣的命令和条例。
胡适在美国看到，曾大加嘲讽，指斥袁氏“此种命令真可笑，所谓非驴非马也”；又揭举袁氏尊孔之令有七大谬误，一一加以驳斥，说它是“一片空言，全无意义，口头谰言，可笑可叹”。当时，胡适虽然未必看到了袁世凯颠覆共和、恢复帝制的野心，却也指出袁氏尊孔令中把“纲常沦，人欲横流”，归咎于国体变更以后自由平等之流祸，是一大谬误。
到1915年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之下，袁的美国顾问古德诺(Frank)，在美国各地演说，并发表了《共和与君主》一文，为袁氏复辟帝制大造舆论。杨度、孙毓筠等紧跟着发起组织筹安会，按照古德诺的调子，加紧鼓吹帝制。
胡适从报上得知消息以后，写了《中国与民主》及《古德诺与中国之顽固反动》两篇英文文章，分别寄给纽约《望》月刊和《新共和国》周报。
文章针对古德诺的谬论驳斥说：“古德诺教授及其他一些好心的立宪权威们认为，东方人不适合于民主的政府形式，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过民主政府。恰恰相反，年青的中国相信，正是因为中国过去没有民主，现在就必须有民主。年轻的中国又相信，如果第一个中华民国民主的生命较长，到那时候就会在中国建立起相当有力的控制，并且有了四年民主政体的政治经验，尽管这个经验还是不完善的，而到时候就可以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了解，什么是共和政体的真正的意义。”
这时候的胡适，已经是公开为捍卫民主共和而辩护的斗士了。
袁世凯终于下令改元登极。然而，这个背叛民国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立即陷入了全国人民愤怒声讨的狂潮之中。他的83天皇帝梦也终于破灭了，而且众叛亲离，楚歌四起，终于成了独夫民贼，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忧惧而死。
住在美国的华人也都奔走相告，额手称庆。胡适说这真可谓是“千夫所指，无病自死”；并且指出，袁氏之死，是死有余辜!
“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国20年之进步。今日其一身之身败名裂，何足以赎其蔽天之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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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的胡适，是在10月12日得到辛亥革命爆发消息的。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上课。闻武昌革命军起事，瑞澂弃城而逃，新军内应，全城遂为党人所据。”
10月17日，胡适在日记中表示了对于受命镇压辛亥革命的袁世凯的鄙夷之情：“相传袁世凯已受命，此人真是蠢物可鄙。”
10月30日是中国传统的九九重阳节，也就是农历九月初九日。已经留学美国一年有余的胡适，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今日为重九，‘天涯第二重九’矣。而回首故国，武汉之间，血战未已；三川独立，尚未可知；桂林长沙俱成战场；大江南北人心惶惶不自保：此保时乎！”
胡适日记至此戛然而止。几个月后，胡适在写给本家堂兄胡绍庭的书信中表白道：“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矣！去国游子翘首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已耶！……现官费学生皆有朝不保夕之势。然吾何恤哉？吾恨不能飞归为新国效力耳！”
1912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一周年纪念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为我国大革命周年之纪念，天雨濛笼，秋风萧瑟，客子眷顾，永怀故国，百感都集。欲作一诗写吾悠悠之思，而苦不得暇。”
胡适早年就与革命党人有交往。
胡适他就读中国公学期间（1906-1910），由于该校实际上由当时的革命党人（同盟会员）所创办并控制，该校师生中有不少革命党骨干成员（如于右任、马君武、但懋辛等）频繁地进行各种革命活动，校内还公开传阅革命派刊物《民报》，而胡适平时与这些进步师生的关系又十分密切，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革命党人的活动。有关细节，胡适后来谈起来记忆犹新。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道：“有一晚十点钟的时候，我快睡了，但君来找我，说：有个女学生从日本回国，替朋友带了一只手提小皮箱，江海关上要检查，她说没有钥匙，海关上不放行。但君因为我可以说几句英国话，要我到海关上去办交涉。我知道箱子里是危险的违禁品，就跟了他到海关码头，这时候已过十一点钟，谁都不在了。我们只好怏怏回去。”
文中的但君，即革命党人但懋辛。《四十自述》还说：“二十年后，但懋辛先生才告诉我，当时校里的同盟会员曾商量过，大家都认为我将来可以做学问，他们要爱护我，所以不劝我参加革命的事。”
另外，胡适积极参与写稿、编辑甚至实际主编的《竞业旬报》，该刊名义上为该校学生社团“竞业学会”的会刊，实质上是一份具有明显革命宣传意图与实际内容的公开出版物。所以国民党的史学家明确地称胡适，为“民国前革命报人”的代表人物之一。
胡适当时涉足辛亥革命的活动，并非是被动卷入，而是有相当的思想基础。这是因为，胡适入读中国公学之前一年（1905），即革命思潮在全国范围内刚兴起不久，他不仅如饥似渴地偷偷捧读了邹容著《革命军》，甚至作了全文抄写。与之相适应的一个举动是，胡适因对当时的清廷上海道袁海观袒护杀害中国老百姓的凶手（一名沙俄水兵）的做法严重不满，他除了坚决拒绝学校当局推荐的由上海道衙门主持的考试，还和两名同学一起写匿名信给袁海观，对其严词斥责。这一做法的指归及其政治性质，显然与前几年由激进的留日学生发起的“拒俄运动”近似。
有人认为，后来国民党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党国要员”，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胡适表现了亲近、尊重和宽容的态度，究其根本原因，正在于胡适早在同盟会成立前后就在一度上参与了辛亥革命的活动，大致属于国民革命的“元老”级人物。
还有就是，正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的胡适，毅然决定由农科（农学院）转为文科（文学院）。很重要的原因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事件）的直接或间接诱导。胡适当年虽然可能并不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在思想感情上却已一定程度地把辛亥革命与自己的人生联系在一起，并表示愿意以自己的方式为之服务。
胡适《尝试集》的《文学篇——别叔永、杏佛、覲庄》中，坦陈了学成归国前夜的心情：“故国方新造，纷争久未定。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文章盛世事，今日何消问？”
至于胡适晚年作“口述自传”的时候，才相当明确地回忆指出：“使我改行的另一原因便是辛亥革命”。这一点，更是表明胡适在实际上完全承认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对于自己的人生道路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胡适说过：“中国政治大革命虽然不算大成功，然而它是后来种种革新事业的总出发点，因为那个顽固腐败势力的大本营若不颠覆，一切新人物与新思想都不容易出头。戊戌（1898）的百日维新，当不起一个顽固老太婆的一道谕旨，就全盘推翻了。——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倒古文，采取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馆捉拿人了。——当我们在民国时代提倡白话文的时候，——幸而帝制推倒以后，顽固的势力已不能集中作威福了，白话文运动虽然时时受点障害，究竟还不到“烟消灰灭”的地步。这是我们不能不归功到政治革命的先烈的。”
这里强调辛亥革命为此后中国社会的“种种革新事业的总出发点”，无疑是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较为准确和到位的评价。
对于新建的中华民国，胡适还是爱护的。对种种损害民国的行径，他都不能容忍。
当时，有一个叫布朗德的英国人，从伦敦到美国来，四处游说，诋毁中华民国。布氏曾经在中国海关做过事，他的演说登在报上，有很大的欺骗煽动作用。
胡适读了很气愤，当即写信给《纽约时报》，驳斥布氏的谰言。
有一天晚上，布氏在伊萨卡演讲，讲题是《中国的动荡局势》，胡适也去听。布氏反对美国人承认中华民国，他说列强不能承认民国，因为民国还未为中国自己的人民所承认。
胡适听了这话，站起来用英文质问布氏，有什么根据?布氏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来，只好改口，说他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对于布朗德诋毁民国的言论，中国留美学生都愤激不平，波士顿、纽约与绮色佳的留学生，多有书信往来，商议抵制的办法。
11月22日，中国留美学生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胡适在会上提出一项建议：
在学生会设一通信部，专门翻译英美各国反对我国的言论，给国内各报纸刊登，“以警吾国人士，冀可稍除党见之争，利禄之私，而为国家作救亡之计”。由此可见他维护民国的诚心。
袁世凯坐上了民国总统的宝座以后，仍不满足，又做起皇帝梦来。他首先把孔夫子抬出来，演出了一场尊圣祭孔的丑剧。1913至1914年间，袁氏先后颁布了几个尊孔祭圣的命令和条例。
胡适在美国看到，曾大加嘲讽，指斥袁氏“此种命令真可笑，所谓非驴非马也”；又揭举袁氏尊孔之令有七大谬误，一一加以驳斥，说它是“一片空言，全无意义，口头谰言，可笑可叹”。当时，胡适虽然未必看到了袁世凯颠覆共和、恢复帝制的野心，却也指出袁氏尊孔令中把“纲常沦，人欲横流”，归咎于国体变更以后自由平等之流祸，是一大谬误。
到1915年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之下，袁的美国顾问古德诺(Frank)，在美国各地演说，并发表了《共和与君主》一文，为袁氏复辟帝制大造舆论。杨度、孙毓筠等紧跟着发起组织筹安会，按照古德诺的调子，加紧鼓吹帝制。
胡适从报上得知消息以后，写了《中国与民主》及《古德诺与中国之顽固反动》两篇英文文章，分别寄给纽约《望》月刊和《新共和国》周报。
文章针对古德诺的谬论驳斥说：“古德诺教授及其他一些好心的立宪权威们认为，东方人不适合于民主的政府形式，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过民主政府。恰恰相反，年青的中国相信，正是因为中国过去没有民主，现在就必须有民主。年轻的中国又相信，如果第一个中华民国民主的生命较长，到那时候就会在中国建立起相当有力的控制，并且有了四年民主政体的政治经验，尽管这个经验还是不完善的，而到时候就可以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了解，什么是共和政体的真正的意义。”
这时候的胡适，已经是公开为捍卫民主共和而辩护的斗士了。
袁世凯终于下令改元登极。然而，这个背叛民国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立即陷入了全国人民愤怒声讨的狂潮之中。他的83天皇帝梦也终于破灭了，而且众叛亲离，楚歌四起，终于成了独夫民贼，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忧惧而死。
住在美国的华人也都奔走相告，额手称庆。胡适说这真可谓是“千夫所指，无病自死”；并且指出，袁氏之死，是死有余辜!
“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国20年之进步。今日其一身之身败名裂，何足以赎其蔽天之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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