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9章 辞职
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曾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虽然这些规定往往只是流于纸面，但毕竟是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中国政学两界精英对于教育重要性的认知。
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400元—600元，副教授260元—4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
用不着多少知识，就可以发见，在政争中，教育这一块是是很少被牵连其中的，干得好反而会成为可以炫耀的政绩。对于政客来说，借重视师道用学问以装点门面者肯定有之，但深知文化重要者也大有人在。
既然教育工作坏境如此之好，蔡元培在教育总长的位上，为什么这么快就辞职而去呢？
当初，在劝他的副手范源濂出山时曾说过：“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的。”
可惜，轮到他自己反而没有做到，因为他辞职的原因恰恰是政治。没有人给他施加压力，更没有人赶他走，只是他自己执意而为。
一个人从说到做，总是要有一段距离，像蔡元培这样优秀的人也不例外。
关于蔡元培辞职的具体经过，本书第一部的相关章节已经做过叙述，在此就不重复了。
蔡元培在辞呈中写道，“元培迂愚无状，猥蒙任命，承乏国务院，两月于兹矣。以大总统之英明，唐总理之同志，谬谓追随其间，当能竭千虑之一得，以贡献于民国。不图理想与事实积不相容，受事以来，旅进旅退，毫不能有所裨益，始信国务重大，诚非迂愚如元培者，所能胜任……今值总理辞职，国务院当然解散。元培窃愿还我初服，自审所能，在社会一方面，尽国民一分子之责任，以赎二月来负职之罪”。
1912年7月2日，蔡元培在向时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面辞的时候，袁世凯曾竭力挽留，甚至说：“我代表四万万人坚留总长。”
蔡元培的回答是；“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袁世凯未必不是真心挽留，但蔡元培则是铁了心求去。
毫无疑问，蔡元培若留在教育总长任上，完全可以大施拳脚，继续他的教育救国理想。但是，因为党见和政见而离开，不能不令人惋惜。
有人曾惋惜地责备说蔡元培此举，是“闹党见而不顾及国家”。蔡元培则发表《答客问》而陈述原委。
7月底，蔡元培离京去沪。10余日后，发生了首义元勋张振武及随员方维未经审判便被袁世凯杀害的骇人事件；随后，社会党首领江亢虎又在汉口被无理拘捕。为声讨和制止这些与民主共和体制极不想容的，破坏法制，蹂躏人权的事件，蔡元培和吴稚晖等十余人，发起和组织法律维持会，致电参议院，要求追究当局的法律责任。
进入民国以后，蔡元培活跃于政坛和文化教育界，因故或不愿在这个表演舞台时，他便远走海外，息影于欧洲腹地。这几乎成了他个人生涯的“周期性”现象。
还在蔡元培做教育总长时，曾接到莱比锡大学教授兰普莱西的一封信。请他派遣两名中国留学生参加他主持的世界文明史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蔡元培通过教育部已经确定了公费名额，也正着手人员的选定，只是因为他辞职而没能很快完成。
离开教育部后，他想到了这两个留学名额，又萌生了继续留学深造的想法。恰巧他的好友顾孟余也有此意，蔡元培于是致函接替他主持教育部工作的范源濂，很快得到批准。
于是，1912年的9月，蔡元培偕夫人和子女，与顾孟余夫妇同乘奥地利“阿非利加”号客轮，由海路驶抵德国。
兰普莱西教授急需中国方面的资料，正等得着急，只不过没有想到，来的人是中国的前教育总长。
按着兰普莱西教授列出的提纲，蔡元培主要负责撰写中国文明史方面的材料，顾孟余主要负责翻译成德文。
离开多事之秋的中国政坛，蔡元培心静了许多，只是，每天都很忙碌。因为除了为兰普莱西教授的世界文明史研究提供资料外，他还要完成繁重的功课。
顾孟余，祖籍浙江上虞，1888年出生于宛平，15岁时进入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求学，专修德语和法国文学。1906年被选拔为译学馆生赴德国留学，先后在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电学和政治经济学。在早期中国留学人员中，先学理后学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基础都具备的人还是不多见的。而顾孟余具备了这个条件，对其后来的从政和治校及其他职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顾孟余生性活泼，好交友，也有很强的交际能力，很快在留欧的中国留学生中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就包括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蔡元培。那一年，19岁的顾孟余期待改变中国面貌日益强烈，遂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立志把推翻清王朝作为自己人生的首要政治目标。武昌起义成功后，他回到国内。
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特邀其任该部司长，但顾孟余没有接受这一邀请。后如我们所知，他和蔡元培一起返回德国继续其学业。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他和蔡元培一起回国参与。革命失败后，他隐居在上海。德国西门子公司闻讯特聘其为北京分公司工程师，顾孟余遂迁居北京。
顾孟余迁居北京不久，就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时已改名为北京大学，受聘担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之后又担任过经济系主任并连任教务长数年。
三年后，蔡元培来到北京大学担任校长，在其“兼容并蓄”治校思想的引导下，诸多有才学的中华学子聚集在此，北京大学也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顾孟余作为教务长，成为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为贯彻“兼容并蓄”的治校思想，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顾孟余后来留下来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不算多，也没有多少传世之作。他的专长在教学。他博学多才，精通数国语言，学贯中西，融汇文理，可以说是少见的百科全书式的教授。他采用的教学方法，完全不是国产的“私塾”式，而是契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把国外的先进教学法引进来，加上他广博的知识面和良好的语言表达力，使其所讲课程成为北大上座率最高的课程之一。
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的学习和治学时间只维持了半年多点的时间，不久，宋教仁被刺案发生，蔡元培和顾孟余同时奉招回国。
回到上海后，蔡元培即到爱义路100号访中.山先生和黄兴，现在的蔡元培已经进入国民党的最高决策层。
中.山先生极力主张兴兵讨伐袁世凯，黄兴则鉴于兵力不足，倾向于先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蔡元培虽然这段时间远在异国他乡，但通过友人的通信对国家的形势已了若指掌。他是支持黄兴的，只不过比黄兴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些。
如他在6月8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的演说中所说：“吾党同志，本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今仍当体察大多数人民之心理，现多数人民不主极端进取……吾党只须以坚忍之决心，持稳健之步调，则多数国民。必表同情，吾党自有战胜之一日。吾同志诸公，处此危疑艰险之日，惟有运静细之心思，蓄坚实之力量，采取舆情，以维持大局，则民国幸甚。”
本书在谈及二次革命的成败时，曾讲到过，武昌起义后至二次革命前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期间，革命党人拥有相当的军政实力和革命声势，他们努力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目标，使中国朝着实现共和的道路向前迈步。
袁世凯从表面上也不能不支持民主，一时间，民主的气氛较为浓厚。几百个社团、几十个党派群起纷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
做为革命党的主要代表的同盟会，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宣布为公开政党，八月改组为国民党。立宪派控制的组织有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亦被允许注册和开展活动。
甚至像陈翼龙那些主张社会主义、攻击袁世凯政.府的真诚的社会党人，也可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
据统计，至二次革命前，全国报纸总数近五百种，销售数量达四千二百万份。其中新创办的报纸，北京约有五十余种，居最多，上海次之，有四十多种，天津、广州分别为三十五、三十种。不仅拥袁的报刊，而且制袁、反袁的报刊也都可以公开出版发行，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学说，亦允许见诸报端或公开演讲宣传。国民党背后资助的报纸，如上海《民权报》等“无日不骂项城”，当时也未遭到封闭捕杀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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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400元—600元，副教授260元—4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
用不着多少知识，就可以发见，在政争中，教育这一块是是很少被牵连其中的，干得好反而会成为可以炫耀的政绩。对于政客来说，借重视师道用学问以装点门面者肯定有之，但深知文化重要者也大有人在。
既然教育工作坏境如此之好，蔡元培在教育总长的位上，为什么这么快就辞职而去呢？
当初，在劝他的副手范源濂出山时曾说过：“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的。”
可惜，轮到他自己反而没有做到，因为他辞职的原因恰恰是政治。没有人给他施加压力，更没有人赶他走，只是他自己执意而为。
一个人从说到做，总是要有一段距离，像蔡元培这样优秀的人也不例外。
关于蔡元培辞职的具体经过，本书第一部的相关章节已经做过叙述，在此就不重复了。
蔡元培在辞呈中写道，“元培迂愚无状，猥蒙任命，承乏国务院，两月于兹矣。以大总统之英明，唐总理之同志，谬谓追随其间，当能竭千虑之一得，以贡献于民国。不图理想与事实积不相容，受事以来，旅进旅退，毫不能有所裨益，始信国务重大，诚非迂愚如元培者，所能胜任……今值总理辞职，国务院当然解散。元培窃愿还我初服，自审所能，在社会一方面，尽国民一分子之责任，以赎二月来负职之罪”。
1912年7月2日，蔡元培在向时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面辞的时候，袁世凯曾竭力挽留，甚至说：“我代表四万万人坚留总长。”
蔡元培的回答是；“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袁世凯未必不是真心挽留，但蔡元培则是铁了心求去。
毫无疑问，蔡元培若留在教育总长任上，完全可以大施拳脚，继续他的教育救国理想。但是，因为党见和政见而离开，不能不令人惋惜。
有人曾惋惜地责备说蔡元培此举，是“闹党见而不顾及国家”。蔡元培则发表《答客问》而陈述原委。
7月底，蔡元培离京去沪。10余日后，发生了首义元勋张振武及随员方维未经审判便被袁世凯杀害的骇人事件；随后，社会党首领江亢虎又在汉口被无理拘捕。为声讨和制止这些与民主共和体制极不想容的，破坏法制，蹂躏人权的事件，蔡元培和吴稚晖等十余人，发起和组织法律维持会，致电参议院，要求追究当局的法律责任。
进入民国以后，蔡元培活跃于政坛和文化教育界，因故或不愿在这个表演舞台时，他便远走海外，息影于欧洲腹地。这几乎成了他个人生涯的“周期性”现象。
还在蔡元培做教育总长时，曾接到莱比锡大学教授兰普莱西的一封信。请他派遣两名中国留学生参加他主持的世界文明史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蔡元培通过教育部已经确定了公费名额，也正着手人员的选定，只是因为他辞职而没能很快完成。
离开教育部后，他想到了这两个留学名额，又萌生了继续留学深造的想法。恰巧他的好友顾孟余也有此意，蔡元培于是致函接替他主持教育部工作的范源濂，很快得到批准。
于是，1912年的9月，蔡元培偕夫人和子女，与顾孟余夫妇同乘奥地利“阿非利加”号客轮，由海路驶抵德国。
兰普莱西教授急需中国方面的资料，正等得着急，只不过没有想到，来的人是中国的前教育总长。
按着兰普莱西教授列出的提纲，蔡元培主要负责撰写中国文明史方面的材料，顾孟余主要负责翻译成德文。
离开多事之秋的中国政坛，蔡元培心静了许多，只是，每天都很忙碌。因为除了为兰普莱西教授的世界文明史研究提供资料外，他还要完成繁重的功课。
顾孟余，祖籍浙江上虞，1888年出生于宛平，15岁时进入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求学，专修德语和法国文学。1906年被选拔为译学馆生赴德国留学，先后在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电学和政治经济学。在早期中国留学人员中，先学理后学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基础都具备的人还是不多见的。而顾孟余具备了这个条件，对其后来的从政和治校及其他职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顾孟余生性活泼，好交友，也有很强的交际能力，很快在留欧的中国留学生中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就包括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蔡元培。那一年，19岁的顾孟余期待改变中国面貌日益强烈，遂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立志把推翻清王朝作为自己人生的首要政治目标。武昌起义成功后，他回到国内。
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特邀其任该部司长，但顾孟余没有接受这一邀请。后如我们所知，他和蔡元培一起返回德国继续其学业。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他和蔡元培一起回国参与。革命失败后，他隐居在上海。德国西门子公司闻讯特聘其为北京分公司工程师，顾孟余遂迁居北京。
顾孟余迁居北京不久，就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时已改名为北京大学，受聘担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之后又担任过经济系主任并连任教务长数年。
三年后，蔡元培来到北京大学担任校长，在其“兼容并蓄”治校思想的引导下，诸多有才学的中华学子聚集在此，北京大学也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顾孟余作为教务长，成为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为贯彻“兼容并蓄”的治校思想，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顾孟余后来留下来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不算多，也没有多少传世之作。他的专长在教学。他博学多才，精通数国语言，学贯中西，融汇文理，可以说是少见的百科全书式的教授。他采用的教学方法，完全不是国产的“私塾”式，而是契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把国外的先进教学法引进来，加上他广博的知识面和良好的语言表达力，使其所讲课程成为北大上座率最高的课程之一。
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的学习和治学时间只维持了半年多点的时间，不久，宋教仁被刺案发生，蔡元培和顾孟余同时奉招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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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先生极力主张兴兵讨伐袁世凯，黄兴则鉴于兵力不足，倾向于先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蔡元培虽然这段时间远在异国他乡，但通过友人的通信对国家的形势已了若指掌。他是支持黄兴的，只不过比黄兴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些。
如他在6月8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的演说中所说：“吾党同志，本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今仍当体察大多数人民之心理，现多数人民不主极端进取……吾党只须以坚忍之决心，持稳健之步调，则多数国民。必表同情，吾党自有战胜之一日。吾同志诸公，处此危疑艰险之日，惟有运静细之心思，蓄坚实之力量，采取舆情，以维持大局，则民国幸甚。”
本书在谈及二次革命的成败时，曾讲到过，武昌起义后至二次革命前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期间，革命党人拥有相当的军政实力和革命声势，他们努力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目标，使中国朝着实现共和的道路向前迈步。
袁世凯从表面上也不能不支持民主，一时间，民主的气氛较为浓厚。几百个社团、几十个党派群起纷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
做为革命党的主要代表的同盟会，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宣布为公开政党，八月改组为国民党。立宪派控制的组织有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亦被允许注册和开展活动。
甚至像陈翼龙那些主张社会主义、攻击袁世凯政.府的真诚的社会党人，也可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
据统计，至二次革命前，全国报纸总数近五百种，销售数量达四千二百万份。其中新创办的报纸，北京约有五十余种，居最多，上海次之，有四十多种，天津、广州分别为三十五、三十种。不仅拥袁的报刊，而且制袁、反袁的报刊也都可以公开出版发行，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学说，亦允许见诸报端或公开演讲宣传。国民党背后资助的报纸，如上海《民权报》等“无日不骂项城”，当时也未遭到封闭捕杀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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