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0章 黎元洪坐困东厂胡同_民国风云人物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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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0章 黎元洪坐困东厂胡同

  刘治洲和金永炎到天津后,见到了张绍曾,转达黎元洪诚恳挽留之意。

  张绍曾觉得自己这样很对不起黎元洪,只是身不由己,抱歉而又无奈地说:“这次政潮,蕴酿很久,其中原因复杂,大家都很明白,我个人能力有限,业难消弭。现在我既已辞职,当然没有复回之理,总统虽挽留我,我无法克服两个‘高’字,奈何奈何!”

  张绍曾所说的两个高字,一个是高凌霨,一个就是“总统问题”。旨在提醒黎元洪也要多加小心,他知道接下来黎元洪这个总统的日子也会很难。

  张绍曾内阁总辞职的当天,北京军警代表在旃檀寺陆军检阅使署举行会议;应该是有人策动。

  有代表煽风点火:“总统有钱养活议员、政客,而我们拼命、流血、卫国、卫民的军人反而几个月不发薪水,害得我们穷得连饭都没得吃,我们非和他算帐不可。”

  一九二三年六月七日,北京驻军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等师和步军统领、毅军、警察厅等单位代表,共五百余人,身穿制服,腰佩军刀,到公府要求总统发给欠薪。

  黎元洪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在居仁堂接见他们,他对军人闹事从来不客气。

  狠狠地扫了大家一眼,厉声说:“你们见我做什么?是不是要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

  请愿的军官们回答说:“不敢,只是因为现在没有内阁,我们找不到财政总长和国务总理,只好请求总统作主。”

  黎见军警官佐们态度还算恭顺,便答应于十天后(端节前二天)筹发军饷,军警官佐们也随之而退出。

  八日,拥曹派雇用流氓,自称公民团,在天安门前高搭讲台。集合数百人,宣称有一万人,举行国民大会。

  一个姓叶的上台发表演说:“内阁总辞职,中央陷于无政府状态,主要原因是由于黎总统而起。黎总统复位,本无法律根据,现在还弄出政潮,破坏法纪,吾人为救国计,不得不请黎氏速行觉悟,即日退位,以让贤路。我们大家爱国不后人,应请同抒卓见,拯治危亡。”

  叶某说完,又有多人登台演讲,个个慷慨激昂。

  接着叶某就把在天津印好的电报稿宣读一通,然后草草收场。

  这个“国民大会”是津、保派的智囊边守靖于七日由天津到北京组织起来的。是当年袁世凯、段祺瑞组织“公民团”,伪造民意的再版。

  一时间,北京城内外,充满了一种恐怖气氛。政学系的李根源携行李搬到了府学胡同黎寓来,和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一起,誓与黎总统同生共死。

  九日上午六时,北京警察宣布罢岗。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联名分函国会和外交使团,宣称他们愿尽力保护国会和外国侨民,负责维持京师治安。

  这一天,不少便衣警察和保安队在轮流巡逻市区。

  外交使团召集临时会议,讨论应付当前北京紧急局势。有人主张组织一个国际委员会,协助北京政府“整理”财政,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最后只通过了一项决议,就是推派外交团的领袖、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到东厂胡同去慰问陷入四面楚歌的黎元洪。

  九日,葡驻华公使符礼德代表北京外交团前往探问黎元洪。一位国元家首,落到如此狼狈的境地,在外国使节面前,除了说些感谢之话而外,实在没有别的话可说。

  符礼德把冯玉祥、王怀庆的联名信拿给黎看,其中有句“此系政治作用”的话。符礼德对黎表示,在外国发生了这种情况,通常就叫做政变。外交团愿意尽力维护黎总统的安全。

  事态越发严重,从九日开始,新华门和东厂胡同原来驻守的卫戍部队撤走。在此情况下,黎元洪也只好困守东厂胡同,不再去总统府。

  中午黎宅对外电话也有好几处不通,显然受到监视。天安门前所谓的“国民大会”继续举行。

  外交团用正式的公函通知北京外交部,对于军警罢岗表示关切,因此为了外侨安全起见,拟派各国联军巡街。这一来才让拥曹派慌了手脚,当晚七时,警察便自动复岗。

  这一天,冯玉祥、王怀庆向黎元洪表示,可以推举颜惠庆组织内阁,并将政权交与这个内阁。

  黎表示组阁人选可以考虑颜惠庆,可政权问题应由国会解决。

  王家襄、王正廷劝黎再向国会提出解释总统任期案,以便体面下台,饶汉祥拒绝起草这个咨文。

  晚间黎宅又有会议,根据冯、王意见请颜组阁,颜也参加了这个会议,表示愿意捧场。但是,在散会后找不到高凌霨、吴毓麟,便又出尔反尔打了退堂鼓。

  同一天,吴佩孚的代表李倬章来到天津,代表吴表明态度。说吴子玉要他郑重地声明,一切活动要在轨道以内行之,不要任性妄为,不要让“老帅”(指曹锟)落千秋骂名。表示吴本人自己决不参加这次政潮云云。

  十日午饭后,又有中级军官三百余人到东厂胡同黎宅索饷,侍从武官长荫昌代为接见。

  荫昌说:“总统不是不关心各位的欠饷,现在正忙于组织内阁,在内阁没有产生前,军警饷项自然都无从发放。”

  军警代表则坚持以节关日近,非即日发放不可。纠缠到下午三时才散走。

  接着“公民团”在天安门前聚集千余人,还有所谓“市民请愿团”、“国民大会”代表等,手持“改造时局”、“府院勾结种种失政”、“财政无办法”、“市民饿、总统肥”、“总统不管市民”、“总统退位”等纸旗向黎邸进发,沿途散发传单,均是攻击黎的词句。

  到了黎宅,请见总统,黎自然不肯接见,请愿“市民”便在黎宅门外摇旗呐喊,鼓噪喧哗。

  黎叫人去找步军统领聂宪藩、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派军警来维持秩序,都置之不理。包围者到了午夜才散去。这晚黎宅电话被军警派人监视,不许接传,自来水亦被堵塞。

  黎元洪坐困东厂胡同,形同囚禁,“恶民”包围,军警索饷,水电断绝。

  黎在极端险恶情势下,迫不得已,乃急电曹锟、吴佩孚求援,同时并将该电转致各省。

  电云:“连日留张不获,请人组阁,皆畏不敢就。罢岗开会,全城鼎沸,谣言纷起,皆谓有政治作用。本日复有军警中下级官数百人,无故闯入住宅,借名索饷,此岂元首责任所在?又有公民请愿团、国民大会,约近千人,续来围宅。元洪依法而来,今日可依法即去,六十老人,生死不计,尚何留恋!军警等如此行为,是否必陷元洪于违法之地?两公畿辅长官,当难坐视,盼即明示!”

  十一日,黎元洪在私邸召集留在北京的名流举行会议。

  出席的有颜惠庆、顾维钧、孙宝琦、王正廷、吴景濂、王家襄、汤漪等。大家心情都很沉重,空气也很窒息。

  黎在会议上表示,不能再蹈民国六年的覆辙,一走了事。自己下台没有问题,可是决不做徐世昌第二。

  他说:“我是依法而来,今天要走也要依法而去,不能糊里糊涂的被人赶走。”

  北京的空气更加紧张,六月十日十一日两天里,满城风雨,草木皆兵,达官贵人纷纷搬到天津,好像北京又有大难要临头。

  十二日又有军警代表、“公民团”代表更番到黎宅示威。

  黎的亲信、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也认为非走不可了,只是政学系的两位阁员还主张战斗到底。

  中午王怀庆和冯玉祥送来联名辞呈。黎还是下令加以慰留,并派张怀芝退还呈文,他们都拒而不受。

  接着第十一、十二两师中下级军官宣布全体辞职。

  黎元洪困处东厂胡同,他求援无路,于是再发一通电报给曹锟和吴佩孚。

  电云:“叠电计达,本日又有军警官佐多人麇集门外,复雇流氓走卒数百人,手执驱黎退位等纸旗,围守住宅,王、冯两使联名辞职,慰留不获,元洪何难一去以谢国人,第念职权为法律所容,不容轻弃,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百啄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示。”

  十二日下午三时,黎宅举行最后一次高阶层会议,决定在大势无可挽救的情势下,发表七道命令:

  (一)准许张绍曾辞职;

  (二)派李根源兼署国务总理;

  (三)除李根源外,全体阁员准其辞职;

  (四)任命金永炎为陆军总长;

  (五)裁撤全国巡阅使、巡阅副使、督军、督理。全国军队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

  (六)声讨制造政变者;

  (七)宣布自民国十四年元旦起,裁撤全国厘金。

  从这几道命令看,黎元洪是在做最后一搏,把一直想做而不能做的事差不多都做了

  对黎元洪来说,政学系的李根源在这次患难局势中,始终追随,情谊甚笃。

  李根源差不多是个职业革命家,一生做了很多好事,也是个忠于自己理想和追求的人。

  共和国的朱老总的女儿朱敏,在纪念李根源的文章中写道:“先父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得到李根源先生的大力帮助。李根源先生筹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是先父踏上拯救祖国道路的起点……先父与李根源先生的交往长达半个多世纪,他们是师生关系、朋友关系、同志关系,结下的终生情谊,难能可贵,令后人敬仰和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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