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0章 历史意义深远_民国风云人物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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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0章 历史意义深远

  在五四运动中,警察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据当时记者报道,五四当天,步兵统领李长泰劝聚集在天安门的学生散去。

  有学生骂他是“卖国者”,他回答:“你们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就要把地方让给别人了么?”并表示愿意为学生传达意见,但恳请学生不要用野蛮的方式。

  当学生回答自己极为文明后,这位长官便坐车扬长而去。

  事实上,当学生闯入赵家楼,放火烧房时,全副武装的军警都不为所动。其时,章宗祥遭学生毒打,全身五十多处受伤,在场有几十个带枪军警。

  章身边有人向警察呼救,巡警回答说:“我们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学生)。”

  步兵统领李长泰抓住了几个掉队学生应付差事,当需要指证时,这些在场军警无人愿意出来指证。甚至是那些被学生打伤的军警,也不愿意出来指证学生,他们声称当时学生人数多至数千人,“当场既未看清,事后亦无法证明”。

  其实在五四之时,军警为求学生不要游行,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据张.鸣《北洋裂变》一书介绍,当时的政.府面临着极为尴尬的境地,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学生的爱国热情,称他们“纯本天良”,另一方面又想控制学生,把运动平息下去。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大总统徐世昌颁布命令,要求对上街的学生“依法逮办,以遏乱萌”。但学生不为所动,依然上街游行抵制日货。

  据当时的学生领袖匡互生回忆,军警不仅不再抓捕学生,而是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演讲,“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人回忆,当时学生聚集在新华门和中南海,要求见大总统徐世昌。

  徐世昌避而不见,警察总监吴炳湘出来奉劝学生:“总统不在,可以把请愿书留下;时间已经很晚,希望学生回校休息,政.府自有答复。”

  但学生坚决不肯,一直耗着,接着开始有民众加入到请愿行列。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些洋车工人,他们甚至把一天做工的血汗钱都拿出来给学生买烧饼、茶水。

  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又出面奉劝学生,态度可说相当人道,吴说:“待会天气要热了,大家还是早点回去睡午觉吧。”

  学生的回答更调皮:“大人您年高,也要注意身体哦。”

  吴回答说:客气客气。在得知学生只是为了宣示爱国之情,为外交作后援后,这位秩序维护者就放心地走了。

  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学生都尽量与军警避免冲突,而多数军警也以“不作为”的方式暗中支持学生的运动。可见当时的人心所向。

  五四运动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写道:

  “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门大会宣言:

  “呜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敬佩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暗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

  “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倚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

  “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相继被免职。

  五四运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形式上是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从整个社会背景社会发展来说,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等等。

  五四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有一种看法:“赛先生”(科学),“德先生”(民主)。也就是说是国人科学和民主意识的大觉醒。

  五四运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推倒贞节牌坊”等口号。

  五四运动也进一步促进了反封建思想的发展,与复古思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的语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渊源,大部分都来自于五四时期的西化理论。

  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学新时代。五四以后,中国出现了大小四十多个文艺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对中国文学发展影响深远。

  时势造英雄,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文学巨匠,如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郭沫若、郁达夫等。

  在五四推动下,教育界引起巨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废除学监制,在“开放女禁”呼声下,一九一九年秋,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岭南大学开始破例招收女生。在教育制度上,妇女权利在五四影响下发生变革。一九二一年十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壬戊学制),小学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大学四至六年,以美国为蓝本,教育得到革新。

  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对新女性的塑造,一方面从批判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制入手,另一方面,援引欧美女权运动的思想资源,介绍和传播了西方女性自由独立的社会生活。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纷纷撰文,抨击“夫为妻纲”、“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等封建旧道德造成了女性的依附地位。吴虞的《女权平议》一文,从欧洲启蒙思想家的提倡女权,到以美国女性具体享有的教育平等权、法律、行政权等为例,向国人展示了欧美女权的发达,说明中国应该进行“女权革命”。

  五四运动后,女权组织掀起了开辟女子职业、促成女子经济独立的运动。诸如,北京女性陈丽华等成立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女界创办女子华贞商业所;四川女性人赵友兰在上海创办女子工业社,专门制造家庭日用品,借以解决女子职业问题。为女性走出家庭,迈向社会开拓了道路。

  五四文化思潮对国民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欧洲文艺复兴的的伟大启蒙运动相媲美。新文学的先驱们注重将文学作为改造社会人生的工具,《新青年》“随感录”几乎都是批评人生的。

  鲁迅提出要用文学去揭示社会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促进国民性的改造,《呐喊》、《彷徨》即贯穿着清醒的现实主义理性批判意识,问题小说即是理性讨论的艺术表述。创造社作家的作品,也以独特的方法表达着社会人生的探索与思考。

  五四是中国文学史上“个人”表现得最突出的时期,创造社的追求就是“表现自我”。鲁迅的小说有着忧愤深广的内心情理,《野草》是一种极为个性化的主观情怀。这一时期散文小品成就最显著,正因为它适合表现作家们各异的个性。

  而封建的传统理念历来是轻视人,践踏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用马克思的话说,封建专制也能造成一种平等,就是大家都什么也不是,大家都等于零,零等于零。

  让人的个性得到张扬,使个人获得比较全面的发展,使人性能够更加健全,是一个社会走上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毫无疑问,这同样是五四运动留下的可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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