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8章 浙江局势_民国风云人物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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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8章 浙江局势

  十月二十四日,很少过来的段祺瑞忽然来到了总统府,亲自请总统在免孙洪伊的命令上盖印。黎元洪仍然拒绝。

  段恼羞成怒,气势汹汹地嚷道:“总统不肯免孙伯兰的职,就请免我的职吧!”

  黎元洪也很生气,但他实在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僵,便退一步说:“可以让伯兰自动辞职,免职令还是不下的好。”

  但是,孙洪伊则坚决表示:除非总统下令免职,自己决不自动辞职。

  十月二十七日,黎元洪请参谋总长王士珍与孙洪伊同到公府来商量此事。王士珍劝孙让步,以一个专使的名义出洋考察,不开去内务总长的职,由次长代理部务,以便和缓政潮。孙洪伊还是不肯让步,当即表示不愿出洋。

  当孙洪伊的问题僵持不下时,国会中韬园派议员吕复、褚辅成等提出了弹劾院秘书长徐树铮案,并且传出消息,还要拟进一步弹劾国务总理段祺瑞。

  徐树铮人虽极跋扈,但胆子并不是很大。看见自己鼓捣起的事闹得太大了,不免心虚胆怯。

  随后提出:“只要伯兰辞去内务总长,维持总理的威信,可以调任为全国水利总裁,或者外放省长”。

  孙表示:“什么官我都不要,只要维持我的人格。”

  段祺瑞听了孙不辞职,不出洋,不外调的话,不禁怒冲冲地说:“好,我们大家都辞职,让孙洪伊一个人去干!”

  一方面表示决不辞职,一方面表示不把他逐出内阁就不能维持总理的威信。如果维持了总理的威信,势必又会影响到总统的威信。这个问题处于两难之中,一时间找不出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

  有人给黎元洪出主意,电召“隐居”卫辉的徐世昌到北京组织内阁以代段祺瑞。他们认为,段祺瑞的政治资本是北洋派,而徐世昌在北洋派中的资望远在段之上。并且北洋系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张勋对徐抱有特殊好感,以徐代段不会引起很大.麻烦。

  黎也觉得傀儡总统和盖印机器做得太苦了,不如痛痛快快地干一下,就采纳了这个建议,派王士珍到卫辉迎接徐世昌来。

  从十月下旬到十一月,徐世昌突然变成“解决时局的中心人物”。北京传出来的消息各种各样,一会儿说徐即将来京,一会儿又说他不肯来。后又传出,徐世昌提出了“拥护元首”、“维持合肥(段祺瑞)”、“不入政界”三个条件,要黎元洪答应后才肯动身。

  徐世昌于十一月十六日到北京,既是奉总统之召,但当天并未到公府谒见黎元洪。

  十七日,黎元洪放低身段,亲自到五条胡同拜访他,希望从他那里能得到肯定地答复。但徐只向黎说了一些海阔天空漫无边际的话,就是不往正题上说。

  都是聪明人,有些话不说自明,黎满怀希望而去,十分扫兴而归。

  秘书长丁佛言劝黎不要因此灰心,他说:“半推半就是人之常情,徐世昌不会爽爽快快地表示自己愿意做总理。段是个心地狭小的人,先发表命令,必然会负气出走,徐就可以从容上台了”。

  丁佛言的话并不能减少黎元洪的忧虑,他心里有数。

  有人建议电召冯国璋、陆荣廷来京,作出决议干脆下令免段祺瑞的职,黎元洪对此也态度暧昧。

  黎元洪的这些策士们不满于黎这种畏首畏尾的态度,没有取得黎的同意,就擅自打电报给冯国璋,假造“菊老已允出山”的消息,请冯国璋发电为徐世昌出山壮声威。

  想不到冯国璋的消息很灵通,早已知道徐世昌不敢取段而代之。而冯自己当选了副总统,正觉得地位在段之上而感到局促不安,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向段做姿态。便明确回电说,内阁仍以维持原状为宜。

  这样一来,就使黎元洪的逐段计划多了一层阻力。徐世昌就是想出山,也多了一层顾虑。

  十七日,徐世昌到府提出府院威信双方兼顾的办法,就是孙洪伊、徐树铮两人同时免职,并且推荐张国淦继任院秘书长。他认为张国淦以前做过府秘书长,又做过段内阁的阁员,这样一个与双方都有良好关系的人继任秘书长,一定能够融洽府院关系。

  此时黎既没有勇气拒绝徐世昌的意见,舍此之外又无更妥善的办法,就于二十日下令罢免了孙洪伊的内务总长。

  二十二日,徐树铮拿了免他自己职的一道命令入府盖印。黎元洪一面盖了印,一面又动了恻隐之心,要聘徐做公府军事顾问,还说了一些安慰他的好话。

  一般人都以为府院政潮因此而告解决,但是段祺瑞不肯罢休。他认为孙洪伊免职仅仅是内阁内部的问题,不能视为府方的让步。院秘书长徐树铮既然去职,府秘书长丁佛言也该去职。

  黎本想拒绝段的这个无理要求,可是张勋忽然来一个痛斥丁佛言的电报,显然是有人从中运动。黎只能同意段的要求,二月二十五日派夏寿康继任府秘书长。

  丁佛言对失去这个受气的职务倒是没太介意,请辞了秘书长职务后,发表辞职书有云:

  “国务会议以前无议事日程,会议以后无报告,发一令总统不知其用意,任一官总统不知其来历,国务总理恒旬不一晤总统,惟见秘书长传达于其间,有所询则以事经阁议,内阁负责为对抗。大总统无见无闻,日以坐待用印为尽职。……曹汝霖使日事,一月以前日外务省早经奏明日皇,而我大总统至时尚未尽知其事。内阁与章公使往来十余电报未一呈阅。

  ……”

  夏寿康(1871~1923年),字受之,号仲膺,又作仲英。黄冈仓埠(今属武汉市新洲区)人。父为进士、浙江钱塘知县,早逝。夏寿康靠母、兄抚养,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乡试中举,次年赴京会试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一九零七年被派赴日本考察政治。宣统元年(1909年),湖北成立咨议局,当选为副议长,曾上书请疏浚江河

  辛亥武昌首义后,任湖北军政.府政事部副部长,后调任都督府参议。,任湖北内务司司长;,署民政长。一九一三年九月调任北京政.府国务院铨叙局局长;是年二月,作为湖北代表参加政.治.会.议。一九一四年五月,任肃政厅肃政使。

  浙江和江苏一样,也是各派势力争夺的一个热点地区。

  北京政.府早就知道,浙江督军吕公望不能控制全局,民国五年十二月,段祺瑞派曲同丰到浙江帮助吕公望处理收束军队事务。

  曲同丰(1873—1929),字伟卿,山东福山人,早年参加过北洋水师及中日甲午战争。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三期。曾任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教官、陆军速成学堂提调、监督、保定军官学堂监督。

  参加过云南辛亥起义,任三十八协协统。中华民国成立后任总统府军事参议官、参战军师长、北京政.府航空署长、直鲁联军士官学校校长。

  一九一五年春,袁世凯屈服于日本的武力恫吓,承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保定军校学生罢课反对,曲同丰亦通电全国表示愿率全校员生效命疆场,为政.府之后盾,被北京政.府褫夺军职。直到袁世凯死后,他才恢复少将军衔和职务。

  曾任参战军第一师师长、边防军第一师师长。同年七月,他被国务总理段祺瑞委任为山东军务会办,赠勋四位,授陆军中将。

  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中,曲同丰拥段反黎。与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一起,被称为段祺瑞的“四大金刚”。

  吕公望曾在北洋陆军速成学堂肄业,曲同丰是他的老师,有这样的渊源,所以吕对曲很信任。

  曲、吕面谈时,吕曾提到浙江军官有的不听调度,有的不服编遣,尤其是杭州警察厅长夏超极跋扈,浙江人叫他警察王,吕对夏极为不满。

  曲说:这次由北京出来,段曾告他,要他告诉吕说可以放手去干,段会做吕的后盾,对于目无督军的浙省军警首长,都可以罢免和调动。

  曲回北京后,段果然调升夏超为浙江全省警务处长,改派吕公望的心腹傅其永为省会警察厅长。

  傅其永,原名鸿淇,字右泉。金华人。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科。参加光复会,曾任陆军宪兵营队官。响应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冒险引新军进凤山门攻克巡抚公署,迫使旗营缴械投降。杭州光复后任浙军攻宁支队参军。支队扩编为师后,曾任炮兵团长等职。

  夏超(1882—1926),字定侯,浙江.青.田人,光复会会员。辛亥革命爆发后,任浙江警察督练公所主办、杭州警察局局长、浙江省省会警察厅厅长。护国讨袁兴起后,夏超联络浙江反袁势力,积极参与了驱逐拥袁的浙江将军朱瑞、攻占将军署、浙江独立。

  此人善经营,很有心计,也是个权欲心很大的人。

  警务处长虽然位在厅长之上,但是没有实权,夏超认为这是明升暗降,当然不满。

  他和浙江军界关系很深。由于他的策动,浙江督署参谋长周凤岐,浙江第二师师长张载阳、第一旅旅长朱伟良、第二旅旅长李炜章、混成旅旅长俞炜都向北京政.府辞职,这种辞职是集体罢工。北京回电一律不准。

  突然间浙江局势变得格外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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